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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政育人

        官渡区境内的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运动历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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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渡区境内的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运动历史概述

        陆 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5年,毛泽东主席为河南郏县大李庄乡合作化经验写的按语中指出:“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官渡区为响应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1956年共接收了300多名“知青”到区内农村插队,这些到官渡区农村插队的“知青”分别担任了各生产大队农村会计、卫生员、农科员、兽医员等工作。这是官渡区境内接收的第一批城镇知识青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学校停课,大学停招,城市积压了大量的大中学校毕业生。这些学生为响应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留在城镇闹革命。但是他们没有工作,成为家庭、社会的沉重负担。因此,从1968年7、8月份开始,针对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城市就业问题,毛主席及时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厂矿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是年底,毛主席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号召。1968年12月28日,云南省“革委会”发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劳动的通知》,12月30日,省“革委会”和昆明市“革委会”在昆明市东风广场召开了10万知识青年参加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欢送动员大会。

        会后,官渡区和全国一样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官渡区“革委会”于1970年7月,成立了官渡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下属的各农村基层人民公社相应的也分别成立了“知青”办公室,负责接受和安置管理“知青”工作。区内各“知青”点由原“知青”单位派出带队干部,负责“知青”的政治思想和日常事务工作,“知青”安排到各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与社员同工同酬。全区范围内15个农村人民公社135个生产大队都接受安置了大批城镇知识青年。全区范围内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后,与当地农村贫下中农同吃同劳动,生产队则安排知识青年到贫农、下中农家中搭伙,集体安排住宿。后来,由有知识青年的生产大队集中为“知青”开伙。为了长久之计,各公社采取国家、“知青”原单位、“知青”所在生产大队投资投劳,三方面负担的办法,给各公社“知青”点建盖“知青”房。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共建盖“知青”房418幢、3830间,解决了“知青”的住房问题。

        由于当时“左”倾思潮,官渡区境内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并迅速演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把“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提到了“复辟”与“反复辟”的高度,在官渡区境内插队于山区、半山区的知识青年运动,还带有“划线站队”的深深时代烙印,许多所谓“站错队”的青年学生,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遭受到了迫害。

        官渡区境内自1969年春至1979年10年间,先后共接收安置了城镇知识青年11084人到农村生产队参加劳动,具体年份分别为1969年37人;1973年至1978年10450人;1979年579人,其中本区城镇“知青”874人回乡参加劳动。由于知识青年的增加,产生了许多一系列的问题,如他们不习惯农业生产,在生产队评工记分方面享受同等劳动力的待遇,一定程度地给所在的生产队加重了负担,导致了社员有情绪。同时,也使许多年轻人荒废了学业,失去了进入正规学校深造的机会,造成了人才成长的断层。10余年间,在官渡区内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官渡农村。在山区、半山区和偏僻落后的坝区留下了他们流淌的汗水和奋斗的足迹,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从动乱年代走出来的这一代青年,受过极“左”思潮的毒害,身负着深深的心灵创伤。但在同广大农民群众的接触中他们自身也得了不同寻常的磨练,对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上山下乡的丰富经历,也因此成为他们人生的宝贵财富。

        1978年,党中央要求各地“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稳妥地作一些适当调整。”3月,邓小平提出“搞上山下乡运动,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广开门路,采取多种形式安置知识青年。会后,中共中央批发《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了基本总结:“缺乏整体规划,知青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青年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这次会议,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和政策,作出了重大转变和突破。197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北京、上海、四川、云南等部分省市在昆明召开了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同意优先接收知识青年返城。1980年1月19日,官渡区为响应此次会议精神,撤消了区级和各人民公社“知青”安置办公室机构,各“知青”房无偿移交给所在社队使用。随之,区境内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至1981年3月底止,官渡区内先后接收的知识青年,除有5人与当地青年结婚外,其余全部通过国家招工、招干、参军和参加全国大学恢复招生考试等多种渠道返城,离开插队落户农村,走上了新的学习和工作岗位。

        (作者单位:昆明市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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