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站旧事

——纪念滇越铁路通车100周年

张尔玺

1910年4月1日在位于昆明城南的塘子巷，新建成的滇越铁路一等站云南府车站（俗称小火车南站），门前广场上，左侧高悬大清帝国的黄龙旗，右侧法兰西的三色旗迎风飘扬。车站及会场内外张灯结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这是滇越铁路公司总办马仙日登邀请了云贵总督李经义和各司道大员在此举行通车典礼。围观百姓数万人，气氛十分热烈，但他们尚不知殖民地的无形锁链已套在他们的脖子上。

滇越铁路的开通，打破了数千年来云南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状况，西方的物质文明大量涌入云南，昆明有了电灯、电话、洋油、洋火、教堂、医院、学校，大量的财富回流到法帝手中。交通的便捷也促进发展，革命先烈李国柱、王德三等从这条铁路走出去带回马列主义的真理，聂耳就是带着歌声从这条铁路走出去唤起民众的。

斗转星移，40年弹指一挥间。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2月24日宣布云南全境解放。1951年2月在南站大礼堂（通车典礼原址）召开中国铁路工会昆明区筹备会员代表大会，并在南站门前全体会员代表合影留念，展示了中国铁路工人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篇章。

南站站区内矗立着六幢楼房，欧式建筑风格，其建材均由法国运来，其豪华程度在当时堪称一流，是滇越铁路权利中心。从历史看它们都有着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据笔者所知分别叙述如次：

一、中共昆明铁路地下党支部就建在四号楼院

四号楼院的主人公段纬副局长（云南巍山人、白族）早年曾留学美、法、德三国，毕业于美国普度大学，后又获法国里昂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修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毕业于德国老特飞行学校，回国后被唐继尧任免为云南航空大队大队长，兼任云南航空学校校长和飞行教官。1943年收回滇越铁路后，云南省主席龙云把他派到滇越铁路滇段管理处，1948年改局后任副局长。他侄子段祥（中共地下党员）和他住在一起，组织上为了开展铁路工作曾派段祥去争取他，他是一位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他表态愿支持党的工作，并表示不参加组织对支持我们的工作上更为有利。有他的掩护昆明地下党产业工人工作委员会决定以他家为联络点，铁路地下党支部以此开展对昆明地区的工运工作（包括：宜良、昆明南、北站，小石坝管理局地区和小石坝机车工厂都在这个支部领导下工作）。当时对敌斗争形势十分尖锐复杂，支部书记段祥设法从中统调查室争取到一个姓钱的内线，得知他们开工作会的日期，段就给上级反映，并约上级同志和线人在段局长家楼上的窗口守候（段局长住的4号楼窗口正对着中统调查室的大门），待分管各个企业工厂的特务走出后就一一向领导暗地指认，帮助党组织搞清楚昆明的敌特分子以便对策防范。1949年敌人发动“九·九”整肃，宪兵、警察包围南站抓人时，段祥和魏赞章就是从段局长家的侧面安全脱险的（魏到解放区后任峨山县委副书记、段祥担任边纵滇中独立团三营长）。这个地下联络点因为段局长的掩护，一直都没有被发现，“九·九”整肃后党组织在铁路的恢复工作，也是由这个联络点靠段祥的爱人缪静和联系恢复的，这都是得力于段纬老局长的支持，段老于1951年退休。他对革命的支持人民是不会忘却的。

二、中共昆明地下党市委第一次会议就在B6号楼院召开

B6号楼院解放前是昆明区铁路管理局所在地，保卫战结束后，上级派义勇总队第一大队（即工人大队）进驻B6号楼院，以便切实执行保护铁路和市、郊区工厂的任务。当时我任义勇自卫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大队共有五个中队1800名队员，一中队驻柳坝云南纱厂，二中队驻马街电工厂，三中队（即铁路工人组成）驻南站大队部，并在曲靖、小石坝机厂，曙村局机关、北站、南站、宜良各派驻一个分队（40~50人），四中队驻开远、五中队驻北郊中央机器厂。

1949年12月25日上级下达任务要在我防区内召开市委扩大会议，鉴于敌军撤退后仅三天，敌情严重要我准备会场及保卫工作，特别要保证首长安全，注意保密，不得泄露开会消息。正好在大队部内原有局办的会议室尚可容纳50~70人。26日下午7时30分，中共昆明市委在此召开了第一次党员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昆明长期隐蔽斗争的50多名领导干部。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在会上作了“关于当前形势和昆明党组织的任务”的报告，要求全市党的干部全力以赴，恢复生产，加紧迎接军管的准备工作。鉴于胜利后党员中滋生的以胜利者自居的情绪和可以松口气的思想，市委要求全市党员认真领会毛泽东同志关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的指示，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的现象。会议精神在全市各系统的党员、盟员中作了传达，使大家明白了方向（《中共昆明地方史》第十章卢汉起义与昆明解放P497页）。

紧接着上级要我选派两名警卫员护送云南地下党省委书记郑伯克到贵州边境安边（盘县地区）迎接二野四兵团入滇，我在铁路中队中选了两个党员（警卫班队员）宋文洁和李自忠，作为郑伯克的警卫员前往迎军。他们两人安全返回于军管区后回铁路。

三、铁路局一号楼院曾为昆明的军管作出过重要贡献

据原中共昆明地下党产业工委书记朱枫的回忆“关于协助接管工作早在1950年元月下旬云南新省委刚成立不久，即派出毛更苏、刘华、苏林、黎明等先期到达昆明。他们是秘密进城的，与地下市委取得联系后，由我把他们安排在铁路局一号院内，并由张尔玺指定一大队负责他们的安全保卫工作。在市财经小组的配合下清理财经、工交、税务、金融方面的工作，为军事接管创造条件。”（《云南工运史》），这个新省委财经小组完成了他们军事接管的准备工作以后，于1950年2月底迁到省政府，铁路局一号院又迎来了新的任务。1950年3月初上级派我到军管会接回铁路军总代表李旭同志，由军事联络员组成的昆明铁路军事代表团一行30人进驻铁路，经上级指定由李旭、我、唐耀东三人组成军管党组领导昆明铁路局的军事接管工作。一号楼院成为铁路军事管制接管办公室。

1950年5月全局接管工作结束，军管党组撤销，B1楼院也结束它的历史使命。

四、7号楼的来龙去脉

铁路7号楼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建的，当时两路特党部的国民党们为了讨好蒋介石并为其歌功颂德，指使伪工会向两路员工捐款建成，定名中正楼。也就是“川滇滇越两路特别党部”的办公楼，也是敌特机关“中统云南调查室”的化身（公开的云南调查室是设在云南省党部内，因云南省主席龙云公开支持云南的民主爱国运动使老蒋不放心，故在铁路特党部设调查室。中共云南省工委派党员王纲正化名王烁打入两路中统调查室侦之其详）。7号楼解放前是一座罪恶之楼，特务头子刘钟明、萧棣华等在云南起义时被镇压。

1949年12月29日，在中共铁路地下党领导下成立了“昆明区铁路职工联合会”进驻7号楼，在军管会成立前发动和领导全局职工完成恢复生产、迎接解放军、协助接管等工作功不可没。

随着时代不断前进和发展，南站已不复存在，代之以“昆明铁路局机关”大楼矗立于原址。南站地区旧貌换新颜。除了在铁路文化宫礼堂后面尚留有一堵旧墙见证历史外，上述那些建筑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位于得胜大厦后旧时的“邮电大楼”傲立于盘龙江傍，它昭示着南站的曾经存在，留给人们对滇越铁路昆明南站往事的无限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