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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政育人

        秦基伟:终身勤学的百战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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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基伟:终身勤学的百战将军

         

        秦基伟(1914—1997)是我军赫赫有名的“百战将军”,素以有勇有谋、能征善战着称,其战斗事迹家喻户晓。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指挥第15军在上甘岭战役中力克强敌,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国威军威,扬名于海内外。这位戎马一生、战功卓着的开国名将,终身如饥似渴、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更让人深为感佩、深受教益。


          虚怀若谷求学忙。秦基伟1927年参加革命时,还是一个13岁的“红小鬼”,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底子。而10年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使他有心学习却无力读书。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秦基伟单枪匹马地组建以“学生兵”为主体的太谷游击支队,他才真正开始了文化学习的生涯。当时,任支队司令员的秦基伟身边有不少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兵”。带兵组训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到“如果没有文化,仅凭匹夫之勇,迟早会被时代淘汰”,学习的危机感、紧迫感油然而生。从此,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地向“学生兵”求教。慢慢地,他学会了查四角号码字典,凡是遇到不认识的字都要查个明白,被他翻烂的字典就有两三本。他把所记的日记拿给“学生兵”们看,请他们帮忙找错别字,然后再查字典加深记忆。他还有意识地练习讲话,经常一个人钻到树林子里对着花草树木练语气、练腔调、练姿势。秦基伟的学习精神,深深打动了身边的“学生兵”,他们更加尊重和信服这位年轻的“老红军”,主动与他打成一片,这为秦基伟的文化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笔耕不辍文飞扬。秦基伟自1937年开始记日记,在枪林弹雨、炮火硝烟中一日未停、一日不落,日记本成为他在战场上最亲密的伙伴。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他每晚都在老乡家里借着油灯、伏着炕桌,一条条、一件件地梳理和记录事件。渡江战役当日,他蹲在江堤上奋笔疾书作战简况,记下了两千余字的战地日记。上甘岭战役打响后,他坐镇道德洞指挥,几乎七天七夜没睡,随时随地把新情况、新感受记录下来,短短几天便用掉大半本日记。在朝鲜战场上,有一次他开会至凌晨一点多,当他按惯例要写日记时,警卫员却忘了带日记本,他只好让警卫员找张白纸,把当天的见闻和心得记在白纸上,第二天再誊抄到日记本上。这件事对警卫员教育很大。他的警卫员每次调整时,老警卫员总是把“带好日记本”当作头等大事向新警卫员交代。正因为笔耕不辍地写日记,秦基伟的文字水平和思想水平得到了质的飞跃和提高。今天,当我们翻看他近百万字的战争日记时,你不得不为他坚忍不拔的毅力所折服。


          战火书香意蕴长。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秦基伟在战场上缴获了一本《孙子兵法》。他利用白天敌机轰炸、部队不便展开的战斗间隙,在野战工事里读了三遍《孙子兵法》。第一遍认生字,第二遍解大意,第三遍悟其道。当时,工事外面炮火连天、爆炸声不绝于耳,而工事里面秦基伟则聚精会神、犹若无事。蹲在堑壕里攻读《孙子兵法》可谓别有一番意境,这使他对敌我、进退、攻守、虚实、奇正等军事辩证关系认识得更加深入透彻。而这并不是他在战场上读书的第一次。1946年打下郑州后,他得到了一本老舍的小说。他看后写道:“这本小说的内容是研究人的特点,我看的目的是想增加若干社会经验及提高写作方法和文法,所以我对它的兴趣还不小。”热爱读书看报,不仅丰富了他的文化底蕴,更使他能够洞察国内外局势,对于战场研判有很大帮助。上甘岭战役中,秦基伟就是从第15军自办的《参考消息》中得知美国总统即将换届选举、上甘岭战役与第七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在同一天,这使他对敌人的战斗动机了然于胸,从而定下了正确的应对策略。


          鉴人优处以自强。乐学他人优点,是秦基伟的可贵品质。当连长时,他就从徐向前军长身上明白了一个重要道理,那就是:最大的爱兵就是要提高战士的军事技能,让他们在战场上减少伤亡。当纵队长和军长时,他时刻牢记刘伯承、邓小平的谆谆教诲。刘伯承关于“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的军事“五行”学说,以及邓小平关于“从战略全局筹划战役部署”的军事思想,他都运用得灵活自如、得心应手。他在与周恩来、陈毅的多次交往中,深深感佩于周恩来作为着名政治家的教养和风度,深深折服于陈毅豪放坦率、幽默潇洒的为人处事风格。所有这些,他都仔细观察、悉心领会,并学为己用。他还把取长补短的思想灌注部队,见谁好就向谁学习。九纵刚成立时,他号召部队向三纵和四纵学习;新式整军时,派人前往华野陈唐兵团学习;南下广东,向四野学习群众工作经验,各类细节性内容均列入学习范围;抗美援朝出发前,就提出向先期入朝部队学习。正是在秦基伟好学上进的引领下,第15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成长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雄师劲旅。


          善作总结启新航。秦基伟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在每一阶段战斗和工作结束后,他都要组织部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这使他的思想理论水平得到快速提高。1942年12月,他根据切身体会,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写了《地方武装的特点》一文,系统阐述了地方武装的群众性与地方性、全面性与复杂性、分散性与广泛性等特点。文章很快就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刊出,受到各级官兵一致好评。豫西整军时,他作了《建军南征一年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全面回顾了九纵成立以来在作战与建军上的经验教训,为部队发展建设指明了方向。渡江战役后,他深入分析作战指挥的利弊得失,概括了“知己知彼、知天知地”的军事指挥要诀,为下一阶段的军事指挥提供了遵循。上甘岭战役结束后,他深刻论述战役的特殊性和取胜的基本经验,条条鞭辟入里、句句切中要害。特别是他抓住两次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机会,恶补军事理论,努力把实践经验向理性认知升华。至此,他完成了由一名军事指挥员向军事家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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