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的治学之道

被称为“红色教授”的张闻天，一生都保持着学习与思考的习惯。1956年他在外交学院作报告时曾说：“学习无止境，只有呜呼哀哉时方才算完结，那时是到马克思那里继续学。”在终身的勤奋学习中，张闻天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多读，多看，多写”

张闻天1923年在美国勤工俭学时，针对中国文坛的状况做了一篇文章《生命的跳跃》，鼓励青年“多读，多看，多写”。这六个字既是对青年人的期待，也是张闻天治学的基本方法。

张闻天年轻时代曾先后赴日本、美国、苏联求学，留学期间深入考察国外社会现实，学习先进思想，大大开阔了视野。五四运动后的一段时期，张闻天翻译和评介了包括托尔斯泰、王尔德、伯格森、歌德等着名作家的大量作品，撰写了许多宣传新思想的文章。张闻天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开始热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苏联学习期间，张闻天埋头苦读，他后来回忆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经历时说，“我当时想知道一切马、恩、列、斯所想的，他们的一切理论原则及他们的思想体系”。张闻天能够成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这一时期的刻苦钻研是分不开的。

勤写笔记是张闻天读书的好习惯。张闻天写读书笔记的方法有三种：一种是读书时随手在书上写下批语；一种是就某一问题有感而发写成文章，送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还有一种是读书时写下心得体会，留给自己做研究用。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后，张闻天被取消了领导职务，党的政治生活被隔绝，但他没有放弃学习和研究，写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定期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报告自己的学习和思考情况。“文革”期间，张闻天的十几本读书笔记被造反派抄走，但他并不气馁，重新开始读书写卡片。1969年，张闻天被遣送广东肇庆，在视力衰退和疾病的折磨下，他仍然手不释卷，坚持做笔记，用旧台历和小学生练习本制作了一叠叠资料卡片，分类装在旧信封做成的小口袋里。在肇庆留下的近十万字的“肇庆文稿”，成为张闻天多年读书思考的理论结晶。

“打破教条的囚笼”

张闻天不仅理论功底扎实，而且重视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要“做马、恩、列、斯、毛的好学生”，也要“做群众的好学生”。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张闻天率先响应整风号召，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提出“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到陕北和晋西北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农村调查。张闻天调查的目的“主要是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要把农村的阶级关系搞清楚”。为此，张闻天率领调查组深入农村，召开调查会，挨家挨户与农民干部座谈。张闻天的调查不是走马观花，而是细致入微。在米脂县杨家沟，张闻天把一家地主保存的从道光年间开始的买地、收租、放债、雇工和日常收支等账簿一本一本进行了核算，用详细的材料说明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情况。通过对农村实际的深入调查，张闻天对于农村的生产力状况和阶级关系情况有了系统认识，形成了一系列调查报告，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例如，提出晋西北要在革命政权的控制下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来提高生产力，为将来的社会主义打下基础。这其实打破了一般观念中害怕和讳言发展资本主义的教条。张闻天在总结调查经验的《出发归来记》中指出，要“打破教条的囚笼”，从实际出发，才能成为真正的唯物论者。

张闻天注重“以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张闻天调查研究和思考问题的方法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出发来研究实际问题。张闻天总是结合着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看书学习，进行理论思考，并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从张闻天读书时写下的批注和笔记中就能感受到他对群众的关切和对实际问题的深思。所以，张闻天曾经指出，“我们主要的不是从书本上接受马列主义，而是从实际经验中，从错误中把它接受过来的”。

“要有说老实话的勇气”

张闻天的一生，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一生。张闻天在1940年发表的《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中指出，“共产党人要有面对赤裸裸的现实的勇气，要有说老实话的勇气”。无论是做人还是做文章，张闻天都一贯的秉承了“说老实话的勇气”。在长征和遵义会议的重要关头，张闻天毅然冲破“左”倾错误路线，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庐山会议上，他不顾劝阻、直言诤谏、执意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以致被撤职罢官。文如其人，张闻天在思考和研究问题时，总是以真理为追求，以实践为标准。胡乔木在评价张闻天时说道：“敢于独立思想，敢于独立地系统地提出和坚持自己正确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这是他的品质高尚之处。”

在“文革”中遭到严厉打击的情况下，张闻天决不随声附和错误主张，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写作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稿，批判党内“左”倾错误。在受到批斗时，张闻天在台历上写下列宁的一句话激励自己：“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在流放广东肇庆期间，张闻天坚持用“自己的脑袋”独立思考，以70多岁高龄的病弱之躯写下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文稿。这些文稿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规律，表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坚持真理的铮铮铁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