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既慎思断行、沉着冷静、敢打必胜，具有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又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心怀大爱，用爱党、爱军、爱兵的实际行动成就了“布衣元帅”的大爱人生。

爱党：信念弥坚，忠贞不渝。徐向前一生始终坚守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信党、爱党，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1924年4月，已在黑暗中求索多年的徐向前，怀抱救国救民的理想，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当时，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思潮在中国大地上相互激荡，徐向前一时难以抉择。为了找到正确的人生道路，他广泛阅读各种书刊，包括马列着作和进步刊物，同时在辗转大江南北的军旅生涯中，对国共两党的主义和行动反复进行观察、比较，终于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认定“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又把名字由“象谦”改成“向前”，表明自己为党的事业奋勇向前、永不回头的决心。此后的60多年里，他忠实地践行着自己的入党誓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1990年8月，他病重住院期间，还不忘叮嘱子女：“我死后，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表现了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的事业的无限深情和坚定信念！

爱军：殚精竭虑，顾全大局。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徐向前对人民军队有着深厚的感情，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军队的团结。

 1929年6月，徐向前受中央军委派遣，来到鄂豫皖苏区。他积极发展壮大红军队伍，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把300多人的农民武装带成拥有4万人枪的红军劲旅。同时他与戴克敏、曹学楷一起，共同研究提出六条游击战术，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基本原则开展军事斗争，并与“立三路线”令红军包围和攻打武汉的“左”倾错误，及张国焘“攻打安庆，威胁南京”的冒险计划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确保了红军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红四方面军西征期间，他驳斥张国焘分散游击的主张，指挥部队在漫川关胜利突围，保存了主力，开辟了川陕根据地，红四军发展到8万人。

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枪多人众，与中央的北进计划相对抗，并于1935年9月9日密电陈昌浩：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若毛周张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信息后，当机立断，率红三军、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连夜离开驻地，向俄界进发。第二天早晨，徐向前刚刚起床，就有人慌慌张张前来报告：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和陈昌浩一下子懵了，但当听到“打不打”的请示时，徐向前立即清醒过来，果断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关键时刻，徐向前凭着坚强的党性原则，顾全大局，稳住了阵势，避免了一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灾难，保护了党中央的安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爱兵：情同手足，生死与共。徐向前平常话语不多，但却平易近人，要求各级指挥员真正成为士兵的知心朋友，与士兵打成一片。红军时期的每次战斗，他都是身先士卒，带头冲锋。后来职务高了，率领的部队多了，也是每战必亲临前线观察敌情，采取最恰当的进攻方式，尽一切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1948年3月，临汾战役打响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运用炮火轰击未能炸开城墙，前线指挥员打电话请示徐向前，要求搭云梯，实行强攻。徐向前考虑到用这个办法攻城，会给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没有同意前线指挥员的请求。后来，部队改用坑道爆破攻城，取得了成功。

临汾战役期间，敌军为阻止我军进攻，竟丧心病狂地向阵地投射毒气弹。战火平息的间隙，作为前线指挥部司令员的徐向前亲自来到前沿阵地，深入指战员中间，戴着口罩与官兵们一起席地而坐，深深地感动了每一名官兵，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徐向前曾讲：“我们要把战士看成我们的亲兄弟，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爱护。不许蛮干，不讲战术，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他还要求政治部门开展爱兵教育，干部做士兵的表率和知心朋友。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士兵带好，才能使各个出身不同、性格不同的战士，变成一个战斗的整体，部队才能有真正的战斗力。”徐向前始终像父兄般关爱自己的部属，也赢得了广大指战员的衷心爱戴！他率领的部队所向披靡、战功卓着，这与部队内部官兵一致、上下团结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