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1902～1963）

罗荣桓，原名罗慎镇，字雅怀，号宗人。1902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衡山寒水乡鱼形镇南湾村（今属衡东县）。8岁读私塾，12岁上小学。1919年入长沙协均中学，曾参加驱逐军阀张敬尧和抵制日货的运动。1924年7月考入山东青岛大学预科。1925年作为学生会负责人之一，组织学生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夏毕业后，回乡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就读。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8月参与组织通城秋收暴动，任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党代表。尔后率起义武装百余人到江西修水，编入由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改编的江西省防军暂编第1师（不久改称工农革命军第1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师部参谋。后改任连党代表，随毛泽东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31团3营党代表。1929年初随红4军进军赣南、闽西，3月任红4军第3纵队9支队党代表。参加了攻打龙岩、出击闽中和广东东江地区的各次战斗。12月出席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建军思想，当选为红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他在担任连、营、支队党代表期间，积极实践毛泽东提出的各项建军原则，参加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创建，在基层实行民主制度，反对军阀作风，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部队指战员的爱戴。

1930年1月调任第2纵队政治委员，为贯彻古田会议决议、改造部队的思想作风，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第2纵队的面貌发生显着变化。6月代理红4军政治委员，8月任政治委员，与军长林彪率部参加了攻打长沙和攻占吉安等战斗。同年冬在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中，他反对滥捕错杀，解救了一批同志。在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中，参与作战指挥，领导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款，扩大红军队伍。1932年3月任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兼入闽作战的东路军政治部主任，4月参与指挥漳州战役。攻占漳州后，严格执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1933年3月参加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4月起先后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委总政治部巡视员和武装动员部部长。7月兼任总政治部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采取从少先队、赤卫队到红军逐步升级的办法，通过宣传鼓动、说服教育，出色完成扩大红军的任务，受到中共中央表彰。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获红星奖章。9月任红8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任红3军团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调回总政治部任巡视员。1935年9月任红1军团（陕甘支队第1纵队）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2月随先头部队从陕北东渡黄河，参加东征战役。6月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治委员。1937年1月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任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率115师一部从陕西三原出发，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在晋察冀边界地区的阜平、曲阳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起敌后最早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初南下吕梁山地区，参与领导创建抗日根据地，与代师长陈光先后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油坊坪、王家池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同年秋参加在延安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后任115师政治委员。1939年3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决策，与陈光率115师师部和686团等部东进鲁西平原，执行巩固和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首战樊坝，全歼伪军1个团，打开了鲁西地区的抗日局面。8月参与指挥梁山战斗，歼日伪军300余人。11月与郭洪涛等赶赴湖（微山湖）西地区，迅速制止和妥善处理了滥捕错杀的“肃托”事件，解救了大批受害干部和群众，挽救了湖西抗日根据地。他率115师进入山东后，指挥所属各部队，和山东人民抗日起义武装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与日伪军作战，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进步人士，孤立和打击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分别在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滨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扩大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连接华北和华中敌后战场的枢纽。

1941年8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年冬，日伪军5万余人“扫荡”鲁中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等领导机关被日伪军合围于沂水县留田一带。他准确地判断敌情，掌握时机，果断决策，出敌不意地率部向日军占领区临沂方向转移，跳出敌人重围。后又返回根据地中心地区，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挫败日军在山东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在频繁的反“扫荡”斗争中，领导部队实行精兵简政，改变两个指挥系统并存的局面，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建设，提高了部队战斗力。1942年3月主持召开115师连队政治工作会议，全面论述了政治工作的任务、原则和方法，强调保证战斗与工作任务的完成，是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民主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是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与此同时，他总结反“扫荡”的经验，针对日军对根据地实行的“铁壁合围”战法，提出采用“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即把主力部队部署在根据地边缘地区，当敌人“扫荡”时，不在根据地内与敌周旋，而是采取“敌进我进”的办法，在摸清敌人尤其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其包围圈尚未紧缩时，选择空隙打到敌人后方去，打乱其部署，粉碎其“扫荡”。1942年11月初，日伪军调集1万余人合围在鲁中的山东军区等军政机关时，他运用“翻边战术”，指挥115师主力部队，出敌不意地向陇海路挺进，6天内连克靠近陇海路的海陵地区16处日伪据点，歼敌千余人，取得反“扫荡”胜利。山东各根据地普遍采用“翻边战术”后，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

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9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在日伪军进行频繁、残酷的“扫荡”和“蚕食”的情况下，他领导实行主力地方化，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加强对敌政治攻势，同时主张坚持边缘游击区，使之成为外围的扩张线和活动的跳板。1944年，随着军事斗争形势的好转，领导部队从以反“扫荡”为重点的防御作战逐步转向攻势作战，发起一系列战役攻势，相继攻克日伪军坚固设防的沂水、利津等县城，并连续争取多批伪军起义，打通了山东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7月1日发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遵循的方向”，同时强调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9月在山东军区工作会议上，提出不能只在熟人的小圈子中，以合乎个人口味来衡量使用干部，而要团结和发挥各方面干部的作用。1945年指挥部队进行大反攻，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陇海铁路，包围山东所有的战略要点，收复了山东的大部分县城和广大乡村，山东的八路军发展到27万余人。同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领导山东解放区军民积极执行中共中央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使山东成为进军东北的主要前进基地和兵员基地，并率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进军东北。1945年10月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在国共两党进行停战谈判期间，提出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应全面发展自己，准备长期作战，并积极贯彻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发动群众、创建东北根据地。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8月去苏联治病，切除一侧肾脏。1947年5月回到东北战场，随后参与指挥了秋季、冬季等攻势作战，组织领导了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他在部队中推广第3纵队诉苦教育经验，增强指战员的战斗意志，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一经验后经中共中央军委批示在全军推广。他建议并主持建设东北二线兵团，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组建了164个独立团，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批兵员，对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他还极力纠正一些部队破坏城市的违纪行为，促成东北军区颁布了8条《入城纪律守则》，后来中央军委将这一守则转发全军。1948年8月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兼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辽沈战役。他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予以各个歼灭的战略决策，对夺取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东北解放后，与林彪率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平津战役中，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参与战役指挥及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3月主持中共与傅作义、董其武方面关于和平解放绥远问题的谈判。6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9月30日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参与领导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具体指导了部队整编复员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各军兵种、各院校领导干部的选调配备工作。同时，他领导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军部队“向文化进军”，提出了“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部队政治理论教育方针。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中，他强调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学习苏联军队经验要切合中国军队的实际，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加强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由他主持制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在总结建军以来政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简明而系统地规定了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原则、任务和基本方法，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法规。他领导制定和完善了干部工作的根本制度，加强了干部队伍的建设。

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月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1月兼任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1955年组织实施了全军授衔、授勋工作。9月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1月任中共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1956年9月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因健康原因，获准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管理部部长职务，但仍经常到部队视察，进行调查研究。1959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分管民兵建设工作，制定了民兵工作的指导方针，提出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思想，纠正民兵工作中的浮夸风和强迫命令风。1961年1月复任总政治部主任后，提倡结合中国共产党历史学习毛泽东着作，着重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领会其精神实质，反对林彪提出的“带着问题学”、死记硬背、“立竿见影”等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主张，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他还提倡发扬党的民主作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主张政治与业务密切结合，政治工作要保证业务工作的完成。他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为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不顾日益加剧的肾病，坚持深入部队、院校和海防前线进行调查研究。1963年9月因肾功能衰竭引发尿毒症而再次住院。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他去世后，毛泽东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曾发出“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感慨。主要着作收入《罗荣桓军事文选》。